我七八岁时正值上世纪70年代中期,那时侯物质并不是很丰富,在乡村里更是匮乏,但在那些看似清贫的集市上,却洋溢着比现在还浓厚的年节气氛。

　　记得八岁那年,是个年三十儿,我约了兰芝姐、大庆和小凡去附近的一个大村赶年集,我们各自向父母要了五毛钱,就蹦蹦跳跳向三里外的集市走去。

　　冬日暖暖的阳光下,集市上人已经很多了。我们四个手拉着手,生怕把谁走丢了。

　　我和大庆小凡是要买那种一毛钱一包的“干草节儿”小红鞭炮的,而兰芝姐一定要先买窗花,于是我们就来到卖窗花的大婶摊前,那红红绿绿的窗花放在雪白的粉莲纸上,鲜艳无比,而且花样也不少,有猫呀狗呀,有花瓶,有福字,还有“龙凤呈祥”“老鼠嫁女”等等。我问大婶,这都是你自己剪的?大婶笑着点点头。我说我妈妈也会剪,虽然花样没这么多,可贴在窗纸上也是挺好看的。大婶听了就只是个笑。

　　买了窗花,兰芝姐又花一毛钱买了两朵塑料头花,明天是大年初一,她是要插在头上的。

　　小凡说“我去年那个灯笼坏了,你们跟我去买灯笼吧。”

　　在两棵大树中间的一根长绳上,吊着许多红红绿绿的灯笼,是用秫秸杆和纸糊的,底部是一块圆的或方的木板,中间倒钉着个钉子,钉子上可以插小红蜡烛。卖灯笼的大爷跟前围满了孩子,一毛钱一个,大爷的生意还很不错呢!

　　买了灯笼,我们就来到了鞭炮市,已经有人用长竹竿挑了一挂要试炮了。兰芝姐双手捂着耳朵不往前走了,小凡就把灯笼交给她,我们三个就挤了进去。有一个试炮的“噼里啪啦”响了半截就熄火了,围着的人们就笑,说这不行,便都涌向别处去,卖鞭炮的就孤零零地挑着那半截鞭炮发傻。我们许多小孩子便在放过鞭炮的地下捡那没响的炮仗,不一会儿就能拣一大把。最后,我们仨每人花四毛钱买了四包小红鞭,又花一毛钱买了点灯笼用的小红蜡,然后找到兰芝姐,就要心满意足地往回走了。这时大庆说他妈给了他五毛钱,让他买些香回去,我们就去寻找卖香的。忽然,兰芝姐说,你们看,那是卖什么的?我们走过去,只见一位大叔倒坐在支着的自行车上,后车架上放着个用铝合金做的大盆似的东西,下面点着火,车后轮上挂着条带,那带直通进那个铝合金圆筒里。大叔一边蹬自行车一边舀一勺白糖放进筒里,然后用一根木棍一搅,便挑了一团棉花似的东西出来,他说那是棉花糖,当时一个很陌生的词儿。许多孩子甚至大人都围着看稀罕,也有买了甜甜的吃的,一毛钱一团。我咽了下口水说,可惜我们的钱都花光了。兰芝姐说我剩的两毛钱刚才买了红头绳和扣子,大庆咽着口水说我这五毛钱是买香的。小凡转了下眼珠说,大庆,要我说你干脆别买香了,老师说了烧香是迷信,咱买棉花糖吃吧?大庆抓着头为难道,那我回去咋向我妈交代呀?我说,我们帮你去说情,兰芝姐也点点头,大庆这才拿出那五毛钱……

　　回家的路上,我们一边吃着棉花糖一边放着刚才捡得的炮仗,惬意得很。走到村口,大庆站住了,他说你们说话得算话,要和我一起回家见我妈,不然我要挨揍的。我们只得硬着头皮说行,谁让我们嘴谗呢?

　　结果呢,自然是大庆妈笑着用手指一一点过我们的脑门儿,说你们这一群小机灵鬼儿,还迷信呢,我看是你们嘴谗罢了!

　　说完,大家便都笑了。